从元朝至正十六年（1356年）朱元璋带兵攻入集庆，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起，到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明太宗迁都北京止，以此计算，明代帝王在南京苦心经营了六十五年，使南京城的规模，人口和繁华程度超过了以往各代，并与其它都市具有不同特色。

　　从元朝至正十六年（1356年）朱元璋带兵攻入集庆，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起，到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明太宗迁都北京止，以此计算，明代帝王在南京苦心经营了六十五年，使南京城的规模，人口和繁华程度超过了以往各代，并与其它都市具有不同特色。

　　当时南京市区约略可以划分为；手工业区、商业区，官吏富民居住区、风景游乐区等。

　　明初南京城中所居，手工业者占*大多数。元末的农民战争把大量工奴变成了较为自由的匠人，明初蓬勃兴盛的农业生产又成为手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。手工业生产领域中不断产生新行业，产品制作的各个阶段也日益独立，发展成行业。元代初年还只是“一百二十行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”，而到了明初，已是“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，不相通用，仓猝聆之，竟不知为何等语。”当时南京单是官办手工业轮班匠人就有六十二行之多，可见盛况之一斑。

　　手工业区在南京西南，一般为官府指定地点，使“百工各有区肆”。匠人们按行业分类而居，常以职业称其聚居地为某作坊，如木作坊、织锦坊、鞍辔坊等等。作坊地点还考虑到客观环境的特点。染坊多布置在柳叶街、船板巷附近，因为“漂丝必于青溪、东水关、北铜管三水合流之间，其色乌亮”。染坊排出的污水直接流入长江，江湖上涨时则暂停排水，避免污染城内水源，也比较科学合理。机织业“多聚于城之西南隅，以地多冈阜，无潮湿之气，丝经不致霉烂也”。

　　而一些从事需要较大工场和集中管理的官手工业住坐匠户，则居住区多与工场分开，以便管理。位于江边的龙江船厂，规模宏大，工匠众多，洪武、永乐时，就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、福建、南直隶滨江府县四百余户工匠来京造船，编为四厢，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，二厢出船木铁缆匠，三厢出髓匠，四厢出棕篷匠。工场在定淮门外，匠户则集中居住在城内。

　　兴旺发达的商业是明初南京繁华的又一重要标志。明初从商者几乎包括社会各界人士。因为商业有利可图，所以尽管朝廷批评官员们“窥小利而忘大防”，并且多次命令“官员之家，不得于所部内买卖”，但实际上，开店设肆的官员大有人在，后来甚至连武宗皇帝也开店放债了。

　　当时南京城从商人员基本上有三类：一是外地商人，他们专职经商，规模都比较大，一般称为“铺行”，当时“京城铺户多非土著”。铺行多沿官街两侧设置，按类分段。以后由于各地商贾争赴，甚至把宽广的街道都侵作店铺，以致于政府制定罚规：“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者，杖六十，各令复旧”。

　　二是本地军、民，匠户，所营规模不大，一般设店或摊，多在居住区内，“铜铁器则在铁作坊，皮市则在笪桥南（皮作坊）盖国初建立街巷，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。”

　　三是郊乡农户，以日用食物、燃料等贸易为主，营业地点多集中并有时间性。这种集中贸易处仍沿古制称为“市”，除聚宝、三山、石城等门外，城内主要集中于镇淮桥西秦淮河两岸，以及大中桥、北门桥、三牌楼等处。

　　经商人员的居住，本地人当然都自有住房，外地商人则靠租借。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居住问题，洪武、永乐年间，政府在城内外先后建了许多官房，称为“廊房”，以供经商、居住，官府收取房租。仅上新河带一次就建了数百间廊房。

　　此外，为了促进流通，同时增加政府收入，明太祖还命工部在三山等门外濒水处建屋，叫做“榻坊”，以供商人中转存货，官府收税。

　　有别于工商居住区，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功臣贵戚、文武百官，包括一部分外地迁来的富户。有两个集中区域，一是沿内秦淮西段，从镇淮桥附近到下浮桥。两岸多有皇子、皇女、公侯将帅。另一是北新街南北地带。

　　洪武年间，官员住宅和部分民宅都由政府按等级统一配给，并规定，功臣住宅周围宽敞者可留宅后空地十丈，左右各五丈，但不许邻宅造园。其余官宅不许多留空地，超过的退出，不够住的，由政府另外安排子孙住房，因此当时这类居住区密度并不太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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